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寒冬时节长富配资，安禄山在范阳郡（今北京市、天津市及涿州市一带）发动兵变，率领超过十万大军迅速南下，所到之处攻城略地，安史之乱由此爆发。
有人认为，安禄山之所以敢于起兵叛乱，是因为他野心膨胀，既想篡夺皇位，又想获得杨贵妃的青睐。
但事实真有这么简单吗？显然远非如此。
从朝廷的立场来看，安禄山是逆臣贼子，是不忠不义的叛徒。确实，《资治通鉴》第216卷记载，唐玄宗对他宠爱有加，甚至杨贵妃曾为他洗澡，然而他最终却背叛了朝廷与皇帝，令人痛恨无比。
但安禄山的背叛，真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吗？显然并非如此，唐玄宗与朝廷同样存在失误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安禄山谋反，迟早也会有另一个类似的人物兴起。人性如此，只要握有强大实力，谁不曾想一试皇帝的权力，几乎无人能抗拒这诱惑。
展开剩余75%唐玄宗统治时期，唐朝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盛世，但盛世之下危机暗伏。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，源于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也随之瓦解。为应对这一状况，朝廷不得不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，合法雇佣军队。
然而，这一政策为日后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。
开元十年（722年），唐玄宗在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兵镇，任命一名经略使和九名节度使管理，这使得节度使制度与募兵制结合，导致各方利益关系愈加复杂。
十余年间，节度使权势迅速扩大，最终掌控了庞大的雇佣军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：“节度使既有其土地，亦有其民众，甲兵及财赋皆归其掌管。”
这些雇佣军的利益与雇主紧密捆绑，已无视国家和皇帝的权威。他们只认钱，不认人。
因此，节度使支付他们薪水，自然效忠于节度使而非朝廷。这成为安禄山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。
同时，这也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，节度使虽名义上是地方官员，实则掌控实权，宛如古代独立王国的君主。
天宝十年（751年），安禄山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，继而兼任平卢、范阳三镇节度使，控制了河北、吉林、山东等地，兵力约二十万，远超朝廷不到十万的军队。
此时，朝廷制度和皇帝权威对安禄山影响有限，能够约束他的，唯有忠君爱国的良心和道德，但这份约束力究竟有多可靠？
兵力压倒朝廷且遥遥领先其他节度使，换作任何人都难免蠢蠢欲动。
可以看出，制度设计和人事任免上的变化，极大助长了安禄山的野心，为他叛乱创造了条件。
不过，有实力是否就必然选择叛乱，与皇帝为敌？这毕竟是一场输不起的豪赌，光凭兵力强大还不足以让安禄山下定决心反叛，还有其他原因存在。
你是否想过，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，叛乱主谋安禄山已经死去，但战乱却持续多年，直到763年2月昭觉寺之战才得以平息？按理主谋死亡，乱事应当迅速结束，为何拖延如此之久？
乱事爆发初期，叛军约20万，朝廷军约15万，乱事后期，叛军增至约30万，朝廷军也增至约25万，叛军人数为何反而越来越多？
从社会经济角度分析，这或许能解开谜团，根源还是均田制的破坏。
随着土地兼并加剧，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，均田制这一古老制度走向灭亡。
无地种田就无饭吃，饥荒和贫困引发治安恶化。正值此时，朝廷改用募兵制，耗费巨资养雇佣军。
这些资金从何而来？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沉重的徭役赋税最终由百姓承担，百姓生活愈发艰难。
安禄山管辖的河北地区是当时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，同时也是徭役和赋税最沉重的区域，民众怨声载道。
百姓的不满积聚成社会矛盾，形成了叛乱的温床，也让安禄山有了底气发动叛乱。
这就解释了为何叛军越打越多。
当民众纷纷不满，安禄山必然产生这样的想法：我的叛乱不是与天下为敌，而是与朝廷对抗，这样胜算更大。
事态的发展也正如此，他起兵后势如破竹，一度攻占洛阳和长安，建立伪政权。即便他在叛乱两年后去世，动乱仍未平息。
当然，安史之乱是唐朝诸多矛盾的集中爆发，既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，也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冲突，更涉及制度、经济、军事等多方面因素。
多重因素交织，差点让唐朝全面崩溃。虽最终挺过了这场浩劫，但国力大受损伤。
最终，真正导致唐朝灭亡的长富配资，还是唐玄宗一手培养的拥有军事和经济大权的地方节度使——朱温。巧合的是，他同样以河北为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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